侵华日军战斗力水平究竟有多强悍

发布时间:2018-05-10 19:18:36
侵华日军战斗力水平究竟有多强悍 核心提示:侵华日军是一支具有强悍战斗力的军队。而其强悍背后,是一部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——由指挥、编制、装备、训练、士气与情报侦察等一系列精良零件装配而成。 《百年潮》2016年3期 封面图 本文摘自:《百年潮》2016年3期,作者:王晓辉、尹君,原题为:《侵华日军作战水平及能力》 1945年8月15日中午,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《终战诏书》的形式,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军人,上至高级将领、下至基层普通官兵,都承认日本鬼子很难打。那么,难在哪里?在战场上,日本鬼子常常以寡敌众,击败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,这又是为何?1944年以后,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败局已定。同年4月,侵华日军却发动了大规模的“1号作战”,打通了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。经此一战,国民党军三个战区的部队兵败如山倒,约50万人员与40个师的武器装备损失殆尽、沿线的七个中美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被摧毁,更有豫、湘、桂等大片土地再次沦陷。那么,抗战中的最后一次大溃败又从何而来?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后,侵华日军“中国派遣军”司令冈村宁次却极力上书天皇,请求“应排除屈辱和平,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”。那么,冈村宁次誓死顽抗的底气又从何而来? 显然,我们还能举出诸多类似的疑问与例子来。无论你怎样解答,其实都绕不开一个客观事实:侵华日军是一支具有强悍战斗力的军队。而其强悍背后,是一部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——由指挥、编制、装备、训练、士气与情报侦察等一系列精良零件装配而成。因此,作为战胜者,承认敌人强悍需要勇气,但这还不够,以敌为师与汲其长处为我所用,是胜者恒强的重要手段,也是战胜者尊重胜利的最好方式。 指挥灵活,奇正并用 侵华日军在作战指导上强调果敢地实施进攻,在作战指挥上具有灵活多变、奇正并用的特点。这种特点体现在战术运用上,就是其既推崇大兵团正面进攻,以求一举击败敌人防线,也善于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,向敌军的侧翼与后方实施大迂回、大包抄,对敌军重兵集团“包饺子”;还长于声东击西,佯攻与主攻相结合,奇正并用,让对手防不胜防。以1932年一·二八淞沪抗战、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和几乎同时展开的山西忻口会战为例。在三场会战中,日军均在战线正面与中国军队打成相持局面,双方死伤都很惨重。但首先进行部署调整的,无一例外都是日军,而中国军队在指挥上鲜有灵活创举,始终处于见招拆招的被动地位。所以,侵华日军便能三度攻克中国军队战线的侧翼薄弱处,三度对中国军队构成包围与聚歼之势,三度造成中国守军战线溃散,最终招致惨重失利。观察这三场会战,侵华日军指挥分别由“上海派遣军”与“华北方面军”等不同单位的高级将领担任。这就说明:日军指挥上的灵活多变,不是来自于一个方面军、不是来自于一个高级将领,而是来自于一个军队的整体,来自于一个具有很高战役指挥素养的将领群体。中国军队三度掉进被敌包抄后路的同一个陷坑,而且掉进去的还不只是一个战区、一支部队与一个高级指挥官,这反映出中国军队的落后,是一种结构性的落后,是一种整体性的落后。 编制合成,既能三军联手打大战,也敢孤军突入 陆军是侵华日军的主力,师团是日军陆军具有确定编制的第一级作战单位,一般由步兵、炮兵、骑兵、工兵和辎重部队等混合编成。其中,除步兵外,炮兵、骑兵、工兵等特种兵也属于直接作战力量,其数量几乎占了师团编成内联队数量的一半。因此,一支强大陆军所要求的火力、突击力、机动力与保障力等,日军师团样样具备,一个也不缺。故日军的陆、空、海军既能联手打大战,单个陆军师团也敢孤军突入,与数倍于己的对手独立作战。如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,是日军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进行的两次大规模陆、海、空三军联合作战。日军两度大胜,反映出日军是一支由工业国家生产出来的机械化军队,具备了陆、海、空三军协同作战的能力,这是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的。如台儿庄作战期间,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与第5师团坂本支队合在一起,总兵力两万余人,与一个师团的兵力相近。在得到部分战车与飞机支援的情况下,竟敢孤军深入,前后与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的五个军计10个师的兵力对垒。其中,濑谷支队以一个步兵大队、1000余人编成的“台儿庄先遣队”,攻入国民党军一个师防守的台儿庄城,并攻占了近3 4的城池,数度造成整个战局陷于危急境地。后来,日军的这两个支队在陷入重兵围攻时,仍然能大部退走峄县与枣庄地区据守。因惮于日军的火力杀伤,国民党军最终放弃了追歼上述两敌的行动。台儿庄战役虽然大捷,但国民党军伤亡、失踪人员达一万余人,而日军伤亡7000余人。由此可见,侵华日军独立作战能力之强,绝非虚言。 精良装备数量多,联合火力杀伤凶狠 八一三淞沪会战,是抗战中中日两军精锐部队首次硬碰硬的较量,也是中国军队牺牲最大、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役。此一役,中国陆、海、空军虽然精华丧失殆尽,但是粉碎了日本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春秋大梦。不过,凡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国民党军人,感受最深的是日军陆、海、空、炮的联合火力杀伤凶猛;感受最悲怆的是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整体落后、火力不济。进攻时,陷入日军的立体火网;防御时,饱受日军的火力轰击。很多参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如陈诚、张发奎等回忆说,战斗激烈时,常常是一个军拉上去顶一周就得撤下来整补;一个师打下来,只能编成一个团;一个团齐装满员地开上去,晚上只回来了几副伙食挑子;一个营打下来,仅能够勉强凑成一个连,一个连上去甚至十多分钟就全连阵亡。在整个会战期间,国民党军以人海填火海,兵员损失达到一天一个师的惨烈程度。 那么,国民党军队为何损失如此惨重?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就是中日两军在精良武器装备数量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距。以侵华日军一个常设师团(即甲种师团)与中国最精锐的陆军第88师(德械师)相比,两军装备的各种枪炮在性能上互有优长,但在数量上拉开了差距:日军步枪数量是国民党军的1.6倍多,轻重机枪是两倍多,野战重炮是四倍多。在密集火力与重火力杀伤等方面,日军对中国军队构成了成倍的数量优势。此外,日军作战可以得到相当数量的空中火力支援以及坦克冲击的加强,这就使日军在战场上构筑了陆、海、空三军联合火力网。而中国的陆军师以步兵为主,辅以少量的炮兵和工兵,至于汽车和坦克就更谈不上了。由此带来的差距,就是中日军队在战场火力密度相差甚远,中国军队很难在战场上对日军进行火力突击与火力压制,反而基本上被日军所压制。 必须指出的是,以上的比较,只是中国少数精锐陆军师与日军师团相比。至于中央军之外的其他中国军队,不仅重武器极少,就连普通枪械都不能满足正常的编制数。如淞沪会战进入守势阶段以后,随着战事日益扩大,川、滇、黔、湘、两广等地方军队陆续前来参战,而这些地方军队的武器装备从总体上看极其简陋落后。例如,参战的黔军第26师,一个步兵连只有三挺机枪,50多支“汉阳造”步枪(由汉阳兵工厂仿造德军1888式毛瑟步枪而得名),而且残缺不全,很多枪有着十几年的枪龄,膛线早已磨光;还有不少枪栓都是松的,得用麻绳系着机柄,以防脱落。而就是这些老枪,在战时也不敢连续射击,否则枪膛发烫,就容易炸膛。因此,面对侵华日军的立体火网,中国军队只能凭借数量优势,以几倍于敌的血肉之躯去与日军拼,牺牲之大、战斗之艰苦,甚至屡屡失利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客观地讲,淞沪会战中,国民党军以武器装备上的整体劣势,对抗火力杀伤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,能打三个月、使日军伤亡五万余人,已属不易。 作战组织严密,攻防有章法 侵华日军火力凶狠,还在于其作战组织与实施之严密,犹如一部机器一样运转有序,使其火力杀伤更加精准、高效,牢牢保持战场控制权。淞沪会战便是日军作战的一个典型范例。日军每次进攻作战,都是有计划、有步骤的。首先,观测气球升空,观测中国军队阵地,标定攻击目标,然后召唤飞机、野炮与海军舰炮进行狂轰滥炸,尽量摧毁中国军队阵地。其次,待其陆、海、空火力突击后,日军便出动坦克掩护其步兵,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攻;与此同时,其炮兵火力实施延伸射击,对中国军队后方增援部队进行火力拦阻,力求大量杀伤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。再次,如被中国军队强力还击而其不得逞时,日军即再次召唤火力轰击,然后,再重新进行一波又一波的步、坦协同攻击。此外,日机每日出动100余架次,常以三架为一组、五架为一队,在整个战场来回巡视,发现目标即进行轰炸与扫射,或召唤野战重炮与舰炮进行远程轰击。由于侵华日军在作战组织与实施上的严密性,使其无论在三军大兵团联合作战中,还是小股部队攻防战斗中,都能够做到军种间行动联合,步、坦、炮间火力协同,左右邻间相互配合,发挥出了最大的整体战力来击败对手。对此,在淞沪会战后,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白崇禧总结道:“敌人利用淞沪沿海之形势,发挥陆、海、空三军联合作战之威力,以装备之优良,训练之纯熟,发挥各兵种在战场上之战力,予我军创伤甚重。”白崇禧的总结一语中的,揭示出了中日两军的差距,不仅差在武器装备等硬实力上,也差在指挥、训练与战术等软实力上。 训练严苛,官兵作战水平高 武器是生成战斗力的基础。武器操纵者的战斗技能与战斗意志,对战斗力的生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日军《步兵操典》规定:日军新兵训练三个月中,要有两个月是射击训练。每个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:步枪不得低于150发、机枪不得低于300发、每年用于训练的子弹则是1800发。除了多打实弹外,日军的射击训练标准严苛。据原日本关东军士兵、作家五味川纯平回忆,日军射击训练精度要求非常高。其初步要求是,对于300米外的伏靶不仅要五发五中,且至少要有三发的弹着点分布在一个拳头大的面积上。过关后,再对士兵进行各种带有战术背景的射击训练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,日军无疑是在用特种兵射击标准来训练普通士兵。因此,靠子弹“喂出来”的日军士兵,在经过严苛训练后,人人几乎都是狙击手与神枪手。活下来的抗战老兵回忆说,即使遭伏击,坐在行进车上的日军士兵仍能精确射杀我方士兵;即便遭伏击,日军的阵脚也不乱。在军官指挥下,或抢占有利阵位,或组织火力反击,或就地自行展开还击等。在淞沪会战期间,陈诚的第18军之第14师,曾用全师的八门山炮对日军阵地急袭射击三分钟,打出了100多发炮弹。日军炮兵则用声测、双曲线交汇等方法,迅速测出该师炮兵阵地所在位置,几分钟后就进行了压制射击,日军大小炮(包括舰炮)齐射,覆盖了该师炮阵地,其弹着点之准,远超国民党军队的炮兵射击水平。由此可见,侵华日军平时的战术与射击技术等训练,保持着很高的水准。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对比中日两军的训练水平。他说“日本陆军训练之精,和战斗力之强,可说举世罕有其匹”,而国军“官兵未受严格训练,军纪废弛,战斗力薄弱……新兵未受训练,便仓促开赴前线应战,无异驱羊以喂虎口”。事实上,中国军队因缺少训练,手中精良武器装备在战场上发挥不了太大作用,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 打仗不怕死,军国主义教育深入侵渗 二战中,日军士兵不怕死的战斗作风是世界公认的。一·二八淞沪抗战期间,国民党军曾经打下过一架日军轰炸机,生俘了五名机组人员。其中一个飞行员,因顽抗被当场击毙;剩下的四个飞行员中,有两个当晚在囚禁处自杀;最后的两个也是拒不交代、顽固抵抗。1944年6月,衡阳保卫战爆发。方先觉率国民党军第10军孤军守城,与攻城的日军第68师团血战20余日,双方死伤均极为惨重。虽然此时日军士兵战斗素质与侵华战争初期相比已有下降,但其凶狠强悍的战斗作风却依然如故。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,日军甚至采用过杀敌一百、自损一千的战术。某夜,日军组织了一个中队的敢死队实施夜袭,却不依惯例打照明弹区分敌我,而是摸黑与第10军官兵搅在一起拼命。因夜暗难以分辨,加上对国军阵地不熟,日军敢死队最终被全部消灭。天亮后,第10军官兵打扫战场时才发现,日军士兵其实很多死于相互误杀。战壕里,到处是日本士兵两两之间将刺刀捅入对方身体而同归于尽的尸体,由此可见日军作战之疯狂,而这同样给第10军带来了极大的人员伤亡。 那么,日军士兵不怕死的战斗作风从何而来?这既与日本武士道的文化传承有关,更与日本军国主义刻意培植出来的精神鸦片有关。有日本人曾说,如果日本赢了二战,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。为什么?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,而从上小学开始,学生就接受系统完备的军国主义教育,这对于培养日军死战不降的战斗作风,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。由于从小就被军国主义教育洗脑入心,日军官兵无论是在中国战场上,还是在太平洋战场上,被围歼时,要么向敌军发起“死亡冲锋”,要么选择自杀,而向敌人投降者寥寥无几。二战末期,美国最终决定先向日本投掷原子弹,而不是直接登陆日本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美国惮于日本在本土进行“玉碎”作战,将会给美军带来巨大人员伤亡。 情报侦察缜密细致 中外战争史表明,情报工作的优劣、得失与高下,对于战争决策、作战部署乃至最后的战争胜负,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。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,因情报工作细致缜密,日本军方对清军情况已经了如指掌,甚至“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”,为日本最终赢得战争胜利打通了制胜捷径。后来有清朝官员总结到日军“尽知我军情,先发以制我,致使倭人着着领先,而我处处落后”。这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日军甲午之胜,先胜在情报上。自明治维新以来,由于日军在对外扩张战争中,屡屡尝到收集情报带来的甜头,故其对于情报工作非常重视。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数十年间,日本在中国加紧了对未来预定战场的情报侦察。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编写的《大本营陆军部》记载,1923年日军制订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设想要点。根据此要点,1925年,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长�俊六大佐率参谋本部、陆军省、海军军令部作战科等一行人员,乘军舰用一个月的时间,对上海至汉口的登陆点逐段进行侦察,这为以后日军进攻淞沪、武汉等要地,摸清兵要地志情况做了准备。1932年,日本刚刚完成《热河省兵要地志》,次年,日本关东军即向热河进犯,引发了长城抗战。据该《兵要地志》所载,日军对预定作战方向如开鲁、承德、林西、多伦、赤峰、喜峰口、北平等地的地形、道路、道路附近的舍营及露营的可能性、输送力、气象卫生、通信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。为在寒区作战,该《兵要地志》甚至对冬季携行帐篷内不同时刻的温度进行测试。可见,日军平时的情报侦察收集有多细致。1931年6月,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,进行兵要地志调查,被中国军队缴获。被查获表册三份:一册为调查兴安区中国屯垦军的兵力,包括枪炮种类、口径,官兵数量、驻屯地点、营房景况等;一册是调查蒙旗、县人口等;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,如土壤、水源、气候等。中村只是日军进行预定战场侦察的冰山一角,而在全中国没有被抓获的日谍,尚不知有多少。 抗日战争爆发后,日军更是通过各种途径、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情报侦察,可以说无孔不入、用尽其力。仅举两例,便可窥见一斑。八一三淞沪会战时,国民党军主力之一—陆军第74军第51师奉调由遥远的陕南汉中,赴淞沪参战。当该师自宝鸡乘火车奔赴上海始,走到哪便被日军飞机炸到哪,甚至夜间刚到南京蒲口车站,即遭到日军飞机的准确轰炸。该师指挥官甚觉蹊跷,联想到部队开拔前,驻地意大利神父突然请饭一事,随即向上级汇报请求调查。经过调查,果然证实驻地该教堂是一个潜伏的国际间谍组织,与日本情报机关有联系,查获武器、通信电台、往来文书等,铁证如山。由此可以推测,日军对国民党军队在全国的部署情况、担负的任务、行动时间等重要军事情报都早有了解与掌握。又如,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,国民党第72军将司令部设在中山大道一号桥附近的观音堂,一时成为记者、地方热心人士探访慰劳的目标。时任军长孙元良有所预感,即命令军司令部进行转移。刚一离开,日军舰炮即对准观音堂射击,整个观音堂被夷为平地。其后,该军司令部被迫像捉迷藏式地移动,但敌炮火总是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。从这些例子中,都能看出日军视情报侦察为战争制胜的捷径,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战争胜利,故其始终高度重视情报侦察工作。日军不仅拥有很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,而且还拥有很强的情报分析能力,这是值得对手注意学习的长处。 虽然侵华日军作战水平高、能力强,但其对中国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。从侵略中国第一天起,就遭到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,最终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,难逃失败投降的结局。 (作者王晓辉是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;尹君是国防大学研究生院17队学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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